2013年10月30日下午5时50分许，广东汕头市河浦中学的两名高三学生小玲和小文（均为化名）看到一名骑电动车的老人摔倒在地，立即上前将其扶起并护送回家。这本是一次普通的善举，却没想到事件一度陷入“罗生门”：摔倒老人称是两名学生导致其摔倒受伤的，要求两人担责并赔偿。倍感委屈的两名学生于11月3日将事件的前因后果发上网络并报警。经过近半个月的调查，14日，受助老人承认自己一时糊涂，并登门致歉。
【演练试题】
不久前，两个高中学生主动搀扶摔倒的老人并送老人回家反被老人污蔑为肇事者，报警后，警方查明真相，受助老人登门致歉。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解读】
一、消极影响：
近年来，一起又一起倒地老人讹诈救助者的事件把道德撞得遍体鳞伤、畏首畏尾，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降低了社会温度。这种卑劣的行为让每一个人都成了受害者，而最直接的受害者除了扶助者，还有那些倒地的老人或者有倒地风险的老人，因为，讹诈让扶助倒地老人成了一件高风险活，当很多人都对倒地老人持观望、逃避的态度时，倒地老人就处在了一种非常不利的境地。
其次，每一次道德讹诈所释放的“负能量”，都会瓦解掉相当一部分我们小心翼翼地呵护道德的努力成果，甚至会让道德倒退，让道德更受伤，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不信任。
再次，道德讹诈一旦成功，就能够给讹诈者带来一定数量的不合法的利益，而如果讹诈者承担的责任过轻，即便最后在真相面前露了馅，也只是说自己一时糊涂，道个歉了事。那么，道德讹诈的成本和风险就太低了。道德讹诈的“低成本、高收益”是对讹诈者以及潜在讹诈者的纵容。
二、解决建议：
道德讹诈危害严重，性质恶劣，讹诈者不能道歉了事，而是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付出更高的代价。
道歉只是最基本的责任，但道歉不仅限于当面向被讹诈者道歉，如果讹诈影响范围较大，对被讹诈者的伤害较深，讹诈者还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开道歉，甚至应该在覆盖一定传播范围的媒体上道歉，以消除讹诈影响，恢复被讹诈者的名誉，抚平被讹诈者以及社会公众的道德创伤。
同时，讹诈者还应该视情节轻重对被讹诈者进行赔偿，承担行政处罚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另外，随着各地公民信用体系的建立完善，我们还有必要把道德讹诈行为记入公民的信用记录，让讹诈者付出诚信代价，处处受制。如此，才能对道德讹诈行为形成有效震慑和制约，才能给道德撑腰，才能彰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其实，深圳等一些地方已经对追究道德讹诈者的多重法律责任进行立法尝试，但放眼全国，有关追究道德讹诈者法律责任的法规还处于一种稀少、分散、模糊、乏力的状态，这有待于国家立法机关用统一的法律予以规范、明确、完善、加力。
【背景链接】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该政策一公布，即引发广泛关注。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翟振武教授介绍说，“单独”二胎政策全面落实后，在全国范围内，将影响1500万至2000万人。根据有关生育意愿调研，上述符合生育新政的夫妇，大约50%至60%愿生育第二个孩子。（11月17日《华商报》）
民调显示，至少有40%符合条件的夫妇并不打算生二胎。尽管其谨慎态度不乏各种理由，但此举或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价值观、生育观的务实与理性。
【演练试题】
我国已经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但是通过民意调查发现，至少有40%符合条件的夫妇并不打算生二胎。谈谈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解读】
一、原因分析：
1. 出于对养儿成本和生活负担的担忧。据一项调查显示，目前最适宜生育的人群介于70后父母与80后年轻父母之间，他们同时又是受计生政策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代。与作为育龄末班车的70后父母的积极态度相比，身为80后的年轻父母则更多“成本高”、“养不起”的负担考量。尽管这种纠结不无几分迫于压力的无奈，但其实质却是对育儿质量和生活品质的关注和在意。
2. 随着计生政策的日益深入人心，多子多福的陈旧观念早已为优生优育的时代新风所取代。注重孩子素质培养，不断提升生活品质，成为人们对生育、育儿、人生等生活概念的新解——宁可少生，也要优育，不但要过日子，更要过好日子。这种对生育观念的理性解读，其实也契合了我国把实行计划生育列为基本国策的决策初衷。
二、积极意义：
面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严重，考虑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需要，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结构，“单独二胎”政策的宏观意义不言而喻。同时，即使从微观层面考量，鉴于时下“独生子女”对孩子和家庭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放开“单独二胎”同样不失为“优生优育”政策的合理延续。孩子们在“有伴”的家庭环境中成长，或许对其性格的形成与人格的完善不无裨益。因此，符合条件的夫妇更应从多个层面认知“单独二胎”的政策善意。
三、提出建议：
政府及社会应认真反思，尤其注重与此项利好政策推行的配套措施衔接，致力于对生育者的压力缓解和成本降低。家庭养育成本应部分社会化，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生育成本。这不仅是将好事办好的政策落实必需，更对巩固计生成果，放大和弘扬民众理性生育观具有现实意义。
